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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市的選情看在民進黨基層眼裡既震撼又痛心。事情惡化到這程度，關鍵已經不在姚文智本人，而是姚文智這樣的人為什麼會在當今掌握全面執政的優勢之下的民進黨中出線。

姚的出線是一連串的主觀失誤和不利的客觀條件堆疊的產品。

選情惡化三大主觀失誤

首先是黨主席弄假成真，蔡主席以台灣價值將柯文哲的軍，本意是教訓，不是決心不再禮讓，不料經主席一番挑起，基層反柯情緒一發不可收拾，選對會因此做成不禮讓決議。只是從各家民調看來，泛綠基層固然有一半反柯，其實也有一半挺柯，這時最重要的是主席必須依黨甚至自己的利益做選擇，不料縱使主席知道不禮讓不妙，但是也不敢做出對黨對自己都有利的選擇，就「無奈」地，不願意地接受選對會的建議，以避免自己負了擋下基層情緒的責任。結果造成的就是今天隨著姚文智選情的惡化，基層的分裂甚至對立也愈來愈嚴重。

其次，既然不禮讓了，黨中央開了要提就提最強的支票，結果沒有能力讓最強的參選，支票跳票的結果，選情只能每下愈況。

第三，選情既然不妙，姚團隊亟亟於爭取黨中央大力援助，但是在中央權衡輕重之後，姚團隊只能訴苦被中央「放生」，氣氛感染之下，其他縣市市長候選人紛紛和姚保持距離，甚至和柯互相呼應，這一切看在基層市議員、里長候選人眼裡，他們便紛紛「自我求生」，而和姚團隊尖銳對嗆。

二大客觀因素之一：地方選舉去政黨化；中央選舉政黨政治化

民主化之前台灣的選舉，愈是基層的選舉，國民黨愈是能全面掌控，而黨外和民進黨只能借自由、民主、台獨等意識型態號召民眾而在立委、縣市長選舉，局部性地攻占前進基地，至於更基層的縣市議員、村里長就完全淪於國民黨的天下。這情形甚至到了1990年代都沒有多大的改變。且舉1998年台北市市長、立委、議員、里長各層級公職候選人民進黨和國民黨總得票率為例。

國民黨里長得票高達71.33%，基層實力堅強到不行，但是愈往高層，公職得票率愈低，到市長只剩51.1%，上小下大呈現正金字塔的形態。

相對的，民進黨，不只每個層級的得票率都小於國民黨，而且結構是上大下小，呈現了倒金字塔的形態。

兩個形態一個正金字塔，一個倒金字塔，上下完全相反。那麼是那個正常？這個有趣的問題，在台灣進一步民主化後的一次選舉，2014年地方選舉，民眾給了答案。

在這一次選舉，縣市長、議員、鄉鎮市長、鄕鎮市代表、村里長5個層級候選人的得票率，兩大黨都變成了頭大腳小的倒金字塔了，在1990年代，國民黨往往囊括7成的村里長，現在全國居然減少到23.8%而已。國民黨村里長選票並不是被民進黨搶走，民進黨只得到可憐的6.55%，其他的村里長的選票完全被無黨人士搶走了，他們得了69.39%的選票。

然而無黨人士在基層雖突然「雄厚」了，卻完全不能墊高高層公職選舉的選票，於是在兩大黨得票率結構呈現倒金字塔時，無黨人士得票結構呈現了正金字塔的形態，愈是高層得票愈少。

這樣的正、倒金字塔並立的現象清楚地描繪出民主化之後，台灣地方選舉去政黨化；中央選舉政黨政治化的現象。

其實這現象並不突兀，日本地方選舉去政黨化，中央選舉政黨政治化的現象更是在二次大戰之後到現在的常態。日本戰後中央政治一直以政黨政治運作內閣制；但是地方選舉時都道府縣知事卻一直多數是由無黨人士當選（台灣的無黨人士他們叫「無所屬」人士）。例如：

※東京都

直到2014年選了19次，全是「無所屬」當選；一直到2016年，才有小池百合子以自民黨身份當選，但是他很快退黨並組「都民第一會」。

※大阪府

選19次，8次「無所屬」當選；

※山形縣

選18次，全部「無所屬」當選。

假如地方選舉和中央不同，而有「去政黨化」的趨勢，那麼民進黨要在台北這一個地方選舉強力運作政黨政治化的操作，就必定和趨勢互相扞格，操作辛苦恐怕是難免的。在2014年提名時，我就曾建議台北市長的提名最好參考日本的例子和台灣自己的趨勢，而2014年民進黨的處理也已經符合這觀念而提名柯文哲了，但是不料這樣的觀念現在反而置之不顧。

二大客觀因素之二：兩大黨嚴重失去信賴的普世現象

兩大黨嚴重失去信賴的普世現象，這是這兩年來我一再建議民進黨重視的現象，在這裡不再多

所闡述，要了解，請參考<世事難料：民調中民眾希望政黨輪替的訊息強烈>。在這裡只是要提醒趨勢如果是這樣，直接在台北市和柯文哲對撞，恐怕只會強化這一個趨勢發展的動能，不是好的因應。如今由於黨中央的措施已經明顯擴大了柯P對台灣南北各地對民進黨負面的外溢效應了，選情因此緊張的哪裡只侷限在台北市基層的議員、里長？

柯「柔性政黨」行不通

為了緩和台北市民進黨市議員的緊張處境，柯文哲建議台灣政黨要走向「柔性政黨」。他說政治不需要搞的那麼肅殺，要走向柔性政黨，而不是用意識型態來檢查自己同志，或是用黨派利益，來決定大家是否在一起，也許趁這次選舉，對整個台灣政治的調性做個調整。

目前民進黨對邱碧珠里長以「不予提名」但是也不另外「提名」的方式「禮讓」她的古怪策略來緩和情勢，很意外的是，這似乎有幾分呼應了柯文哲柔性政黨的呼籲了。但是這會解決問題嗎？

目前這樣做，民進黨雖然說已經黨紀處理了，其實是在兼顧人情和利害關係下的掩耳盜鈴。有了這個先例，如果民進黨卻不修改黨章，那麼民進黨就成了黨章和相關紀律的成文規範上的剛性政黨，和運作上的超級柔性政黨，將來遇到問題要依黨章行事還是要置黨章於不理，必定大家吵成一團，亂不可言。

但是修改相關規範非得花時間，要用在這一次選舉緩不濟急，於是目前只好繼續掩耳盜鈴，做不到柯文哲建議的趁這一次選舉做個調整。

那麼未來呢？那倒真是茲事體大。首先，黨柔性剛性的選擇和憲政體制和選舉制度息息相關。剛性政黨如果要改成柔性政黨，整個體制必須配套換完全不一樣的，工程浩大，不是廢了黨紀一切就解決了；其次，西方國家也只有美國是柔性政黨體制，美國樣樣總被說成是唯一的例外，我們選擇制度一定要捨多數而就孤例嗎，恐怕得思考一下；第三，美國是柔性政黨了，但是美國的政黨沒有意識形態嗎？民主黨和共和黨沒有什麼價值觀的差別嗎？他們的政策都沒有自己一貫的精神嗎？其實他們只是早和任何國家一樣，是個獨立的國家了，所以政黨不會以統獨劃分意識型態的界限罷了，並不表示沒有其他的意識型態；最後，美國因為是柔性政黨，政治就沒有黨派利益和尖銳對立？那麼川普和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建制派現在對立得還不夠尖銳？其實美國政界的對立早愈來愈尖銳了，川普只不過愈加登峰造極罷了。

也許政黨改成柔性最符合當前柯文哲的需求，但是除此之外並不切實際。

尋找有責任的政黨間的合作，而不是沒有價值觀地，柔性地和稀泥

所以，問題不在於政黨剛性與否，而在政黨能不能建立一個健康的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使自己成為政策有邏輯可循，和其他政黨除了競爭也能尋求合作和互信。如果把合作限縮在地方選舉，日本的做法應該可以參考。

他們的知事雖然以「無所屬」為常態，但並不是就完全排除政黨的作為，相反的，經常是在政黨聯合推薦下再以無所屬的身分出馬，且再以東京為例：